——徐社东

　　祖宗给了我一个姓，世界给我许多的路。1984年，单位给了我一个二楼的单间，我把年轻的自己歇息在里面。入夜，一个少女坐在外面过道我的窗前，她不想回家，或许，我的灯光给了她一点温暖和安全感，她一直坐在那里，而我没有觉得。外面在下雨。夜已经深了。我发现了她。她一定很疲惫了，离家出走是身心都很疲累的。我借伞给她回家，她不回家。最后，我只好让她进入我的房间，而我出去，随便找一个地方睡觉。这一个夜晚，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并不重要，而对她是重要的。我离开房间的时候，没有带走一样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我很高尚。早晨我回来时，她已经走了。她把我的床单和被子都叠得非常整齐。我那一床线毯是用八十斤粮票换的，我从没有认真地整理过它。此后的日子，我渴望她什么时候来道声谢，但她没来，后来我想，其实，她已经道谢了。

　　1988年我从海口回来后，就准备结婚了。一个女性，我把我的房间钥匙给了她，她和她的同伴在我房间里看门，连我的皮鞋后跟都仔细地量过了，算出了我的准确身高，我不结婚还能干什么。结婚时，我们要了一间大一点的房，有19个平方米，半年后又添了半间。平房，房子很差，地势低，靠近小湖边，里面没有平顶，屋前后都有一条沟，我们把新买的组合家具在里面摆放好，一头抵了门。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就幸福。一年后，我们有了女儿。几年以后，我们集资有了一套很好的房，但是我却要离开故地。

　　我一个人到了江边的一座城，单位给我一间很大的平房，可供李宁在里面翻大跟头。后面是山，前面对着长江，脚下有广场，夜晚我到广场认星座。我让妻子孩子都过去。妻子不同意，让故地隔壁姓刘的老人给我算了一命，说我此生不会有大出息。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有一个信条，我的命是不给人算的。终于，我又卖了故地的集资房，一家人走到了遥远的四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到了新地方，一切又要从头来。一个很好的单位要我，不过要我租房。我的身上缺少蜗牛的那种背着“家”行走的毅力，关于家的文化观念，我还是很传统的，我需要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这样，我到了另一个单位的一个小阁楼间里。小阁楼，跟老式飞机里的空间一样大。每当从露天楼梯下来时，我都有飞回来飞出去的感觉，很情调。很快，又住到了一间六十年代造的小套里，设施齐全但锈损，所有的下水道都通风，蟑螂很多，我们给它们编了号，以便称呼。不过，这是我们到达一个新地方的栖身之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像我最初的房间对于我所记得的那个夜晚的那个少女的重要性一样。

　　房子，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家”的物质形态。中国人，对房子情有独钟，给我屋，我给你卖命，有甚于钱，不大懂一种换算关系：有了钱，其实可以用钱换房。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地住进了一套我们自己的居室，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天天出去和回来的“家”。

　　摘自《杭州日报》滨江房产·『万家人生』征文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