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毅

　　1995年那个夏天，我家的天塌了。因为母亲。

　　母亲向来话不多，干起活来，就知道没日没夜。要是有一垄玉米地草没有除尽，哪怕是骄阳似火，母亲也不肯收工的。父亲是教师，那些天学校放了暑假，“赋闲”在家的父亲就自觉地做起了家务。有时候，在我再三催促下回到家，面对花样翻新的饭菜，母亲首先想到的竟是父亲过于铺张，不会过紧日子。

　　高考后的那几天，屋后的小河干涸得只剩了一条线。刚栽下的秧苗，得不到及时灌溉，枯黄了不少。一听说要下雨，母亲就去秧田补苗了。没过多久，就听到隆隆的雷声，接着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外出办事的父亲不止一次地打电话回家，催问母亲有没有回来。我冲进雨幕，远远地就看到空旷的田野里就母亲一个人。我跑过去，一把抢过她手里的秧苗说：“妈，你看看这地里还有谁？”等我们回到家，母亲的嘴唇已泛出青紫。她梦呓般地念念有词：这下好了，秧全好了。

　　灾难就在这时来了。母亲先是持续不退的高烧，接着胡言乱话。那以后，接连几天雷雨天气。母亲一听到雷声就特别精神，总要往雨里冲。有时候，她又特别害怕雷声，把窗帘扯下来裹在身上，畏缩在墙角，浑身直哆嗦。闹过一会阵之后，她又会呼呼睡去，但没睡多久，她又开始烦躁不安。这突然其来的变帮，使一向爽朗的父亲不知所措，短短几天过去，父亲就明显瘦了一圈。

　　后来村里人都说，那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母亲是中了魔祟，尽力推荐什么“神医”“半仙”，而我则竭力主张去医院检查治疗。但父亲更希望我们父子两个的精心照料和大队医生的尽心尽力会唤回母亲的健康，又能省去不菲的住院费用。单凭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这个家已经很不容易了。老实木讷的哥哥又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而村子里的姑娘小伙都是把装饰一新的楼房作为联姻的首要条件的。父亲咬了咬牙买了一万块砖来硬撑门面，似乎是在向未来的亲家宣告，这不，砖头都已经买回来了。他真怕耽误了哥哥。那时哥哥正在外谋生。父亲叮嘱我不要告诉他母亲的病，也许过几天就会好了。

　　在度日如年的看护中，尽管我和父亲时刻警惕，还是出现了很大的纰漏。那天，母亲说她要到后院打猪草。我跟了过去，她铲得很快，只是眼神空空的，双颊有些浮肿。当时我仍存在着朴素的愿望，希望母亲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为这个家默默操劳，终于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休息几天。而现在快要开学了，她也就一天天好了，很快我们带去的篮子满了。母亲吩咐我再去拿一只篮子。我绕到屋前，不知怎么的，心里就涌起了轻松和幸福：或许母亲真的好了呢！我给母亲倒了一杯凉水，还加了些糖。可是等我回来时，却发现母亲已经走进了那条水位猛涨的小河。我大叫着：“爸爸，爸爸，妈妈到河里去了！”很快，在邻居的帮助下，我们把母亲拉上岸。上岸后的母亲，浑身湿漉漉的，似乎又成了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低着头，两手不停地搓着，说她只是想到河里去看一看。但是，看什么呢？

　　那些日子，我时常被噩梦惊醒，家中似乎到处都是神灵，在我的坚持下，父亲终于也下定了决心。送走母亲的时候，她拼命而痛苦地挣扎，让人肠肝寸断。一路上，父亲强忍着眼泪，紧紧握着母亲的手，久久不肯放下。医生的诊断为精神抑郁症，间歇性狂躁，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一时间家中清静多了。但生活又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十二年寒窗，我哪会想到本该收获的季节，却颗粒无收呢？那几天，我只是低头料理家务，根本不提榻复读的事。父亲也默默地开始备课。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他摊开备课本，却写不下一个字，一愣就是好几分钟，一天，父亲帮我收拾好书包，说：“二子，去吧，我已经跟学校说好了，再读一年吧，爸爸相信你。”“不，爸爸。你看家里这个样子，我能去吗？”父亲很有力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怎么不能去？有我呢！”那征询的眼神不允许我放弃。

　　现在，我家的那三间小平房还没有翻盖，但它早就迎回了康复的母亲，也为哥哥迎来了爱情，迎来了我们家第三代幸福的啼哭。而我也早已大学毕业，把奋斗的足迹拓展到了遥远的异乡。

　　小屋作证：1995年那个夏天，我家的天最终并没有塌。因为父亲。

　　摘自《杭州日报》滨江房产·『万家人生』征文选编